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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艺作品的私权保护:以邻接权激励传播

 

在经济全球化、知识产权规则国际化的背景下,试图以版权或其他类型的私权制度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文多处简称“民间作品”),以维持民间作品传承人与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公平,固然有其合乎情理之处。但我们必须看到,多年来,尽管人们充分发挥其制度创新的想象,却一直没有在现有私权制度框架下找到一条可以走得通的路径。原因在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其创作与传播完全不同于现代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作品,将知识产权制度的原则与规则直接适用于民间作品,有着不小的困难。

基于此,本文主张,为了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保存与发扬,也为了在民间作品保有者与使用者之间实现利益公平,在现代版权法的框架下,就某些民间作品、赋予特定主体以特定内容的版权,即采取一种相对保守的、有限的保护,才是可取之途。下面试做简要阐释。

1、基本原则与模式选择 

一方面,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版权制度的某些一般原则仍然是可以、也应该得到遵守的,尤其是当事主体间利益平衡原则、激励原则、私权原则等。这是我们以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民间传统的基本出发点。

但在另一方面,民间作品的存在形态、其创作与传播的方式和生态等完全不同于占据现代文艺主流的作家作品;民间作品私权保护的宗旨也应有别于知识产权制度,因此其制度建构也应有自己独特的原则。

简要而言,作为版权制度最核心的原则,“激励论”不能直接、完全地适用于民间作品。就其本质特性而言,民间作品的创作与流传具有非自觉的属性,而激励论的心理和动机基础则是创作的自觉性——对文艺本体活动的自觉,乃至对私权利益的自觉。现代私权制度不可根本违反民间作品的本质性——因为它不可能激励民间作品的创作;但是,为了已存的民间作品的流传以及文艺形态的多样化——这才是私权制度激励论原则可以发挥作用的维度。这就是说,民间作品版权保护的激励目标,只能是对民间作品的广泛传播而非新创。

进而,民间作品版权保护的经济利益受益者,应该是民间作品的传承者,包括保有者、搜集者、整理者、公开者等;对于民间作品的传承者利益保护,我们建议借鉴邻接权制度,赋予民间作品传承人、提供者有限时间的专有权;同时,为了鼓励民间作品的传播与再创作,这种邻接权的内容应该受到限制。

同时,民间作品的创作与流传群体所应得的,主要是一种精神利益:身份归属(署名)、形象不受歪曲。

2、权利主体与权利类型之一

民间作品创作与传承地区或族群所应享有的身份归属(署名)、形象不受歪曲等利益,源于对客观事实的承认,一直受到文化惯例的认可和尊重,也得到普通法的保护。版权制度只是将其法定化而已。但是,民间作品创作与传承群体不应享有发表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以及各种财产性权利。 主要理由是,民间作品原本以自由使用和传播为固有属性,故不应该妨碍他人的任何传播与使用行为,只要不损害创作族群所应享有的精神性身份利益。

3、权利主体与权利类型之二 

民间作品版权制度保护的核心主体是传承人、提供者。民间作品的传承者、提供者可被授予“传承者权”或“提供者权”;对于搜集、整理并发表民间作品的人,可考虑赋予其“整理者权”。无论是传承者或整理者,都不是民间作品的真正作者,所以其所享有的并非作者享有的版权,而是一种邻接权。

常见的情形是,某一基本相同的故事(或其他口头、歌唱类作品)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版本、或零零碎碎地流传于不同的地区,整理者在全面搜集的基础上,加工整理,从而形成相对完整的作品;某一地区流行某一种大致相同的舞蹈,整理者在全面观察、记录的基础上,整理加工,形成相对完整的舞蹈作品。由此,向整理者赋予一种“整理者权”,可以促进民间作品的保留与传播。整理者的权利应以其投入的智力创造为基础,究竟投入多大程度的智力才能享有版权,则只能依据版权法的一般原则,视具体情况而定。

民间作品的使用权即财产性权利内容是否要与一般著作财产权完全相同,值得进一步探讨。民间作品大都具有作品形态、传承地区与族群的多重性、多源性;有些整理作品发表前可能已经零星地、部分性地存在于公有领域。因而,不能因为某传承者或整理者的公开发表而完全垄断该作品的一切使用方式。尤其是,对于特定披露者所披露的特定作品,他可以控制其原样使用,但他不能妨碍他人使用从其他途径获得的类似作品。所以,民间作品邻接权的权项与行使方式可以有更灵活的规定。

本文认为,对作品进行原样复制、发行及其他传播行为,可考虑授予专有权;针对各种演绎行为,如何赋权,尚值得再作探讨。可以在赋予邻接权人以翻译权、汇编权、改编权与摄制权的同时,考虑以法定许可限制其行使,以利于民间作品的传播。

4、多重主体之关系 

按照上述权利归属,民间作品往往会涉及多重主体——推定的原创族群、传承者、提供者、整理者等。关于其间权利主张之分歧,第一,所属族群的任何个人均可以主张精神权利保护;第二,当传承人本身是整理者时,享有独立的传承者权;第三,当传承人与整理者不是同一个人时,各自分别享有传承者权和整理者权,并可以契约法规范其关系;第四,当同一作品、或实质相似的作品上有多个独立的传承者、整理者时,他们均可对该作品主张权利——任何一方均可授权使用;使用费由他们共同分享。

5、保护期限 

精神性权利没有时间限制。

使用权、或曰财产性权利的期限应该是公开发表后50年。传承者或整理者并非民间作品的作者,所以,其所享有的权利期限以发表后50年为宜,而不是死后50年。由此,在民间作品版权立法实施之前已经发表并超过50年的民间作品,均不再受到保护。

6、具体对待权利状态之分歧

民间作品往往以各种方式流传于多个族群、地区,甚至跨越国家。因而,其公开状态往往是不一样的。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某传承者或整理者披露的作品可能已经在其他地区全部或部分地公开,甚至进入公有领域。对此,当发生权利纠纷时,可以按照现有著作权法的一般原则予以处理。比如,某人根据采风整理并发表一部作品之后,他人虽不可使用该作品,却可以使用此前已经自由传播的相同或类似作品。

7、限定侵权

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保护民间作品版权必须特别注意有关的利益平衡,立法应严格限定各种侵权性使用的外延。比如,法律要特别注意区分正常的艺术变形与所谓破坏性使用,以及有损民族形象、有辱宗教信仰的使用。二者界限常常难以厘定,只能个案处理。但是,法律应明确规定一种原则,在维护作品完整,维护族群与宗教尊严的同时,必须维护艺术创作的自由。“尊严”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含混概念,任何人都可以借口其尊严受辱而指控某一创作。而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指控并非合理。有时,指控者的真实动机并非精神受损,而是出于不合理的经济利益等因素;有时,个别人的指控并没有普遍性,却要冠以群体的名义,等等。

8、立法体例选择

关于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立法,本文建议,第一,取消现行《著作权法》第六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不再进行任何层面上的单独立法;第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在遵循上述制度原则的前提下,在《著作权法》中做出单独规定。这样的原因主要是,防止规则冲突、防止下位法对上位法的违反,节约成本,并且,民间作品保护原无需太多条款。

附论:以版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这显然是试图把源自西方的私权理念、现代制度经济学所谓的“公地悲剧”学说适用于原本自由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可是,私权理念与制度本身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很多国家没有把私有版权观念适用于民间文学艺术等领域,因为此路不通。面对国际博弈,不发达国家试图将现有的版权制度套用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更是全球化背景下、源自西方的私权观念在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一个“怪胎”。这是不发达国家妄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不乏嫉妒和报复的因素在内。

尤其要强调的是,以私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作者群体,甚至赋予其永久性的控制权,势必违背民间文艺产生与传播的规律。一方面,民间文艺自身原本应在自发创作、自由传播与改写中变得丰富、多样、悠久、优秀;同时,民间文艺是作家创作的源头,用版权制度把民间文艺管制起来,必然损害现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如此一来,如果此法发挥效力,除了以版权控制民间文艺作品的自由使用这一点点效果之外,其他所有善良的目的都必将落空,文化多样性的目的更难借此达到。

(200912-20101028)

【本文曾提交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2010年年会(武汉)】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宋慧献]  [编辑:刘红军]  [日期:2011-05-13]  [打 印]  [关 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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